BOB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站一路向南“筑堤”记

　　BOB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站一路向南“筑堤”记1944年的延安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那时我们都很年轻，生产任务免了，除了学习，就是休闲。延安同敌后确实不一样，除了几次日机轰炸，这里没有战争的硝烟，要不是随处可见到军人，似乎都嗅不到一丝战争的气息。

　　延安的生活丰富多彩，生机勃勃，红红火火，在热闹中隐透着静谧，在安详中蕴藏着躁动。我们中央党校的学员们除了学习、整风、劳动，余下的时间就是休闲。学员们都是团级以上的干部，说起军龄也都在十年以上，常年戎马征战，大多数人都无暇顾及自己的婚事，艰苦的战斗岁月也不容人们去考虑这些事情。

　　现在宁静下来了，这些光棍汉们也想解决自己的婚姻大事了。尤其看到早些时候来这里的老延安们，不但找了老婆，还自己做了床、桌椅等家具，真使人羡慕。家的感觉真好呀!

　　可在延安要找对象真不容易，延安的知识分子多，我们这些农民出身的土包子别人瞧不上。再说，延安男女的比例是18∶1，就是十八个男同志对一个女同志。大家开玩笑说，找对象太难，只需提三个条件：一，人；二，活人；三，女人。一群土包子光棍汉们只有这样穷开心。

　　离我和刘朋的窑洞不远，是刘朝望夫妇的窑洞，我同刘朝望很熟，也常去他那儿坐坐。刘朝望的妻子张大姐是个热心人，她了解了我的身世和在部队的情况，说是要给我这个单身汉介绍对象。原来她是延安师范学院的老师，师范学院里的学生大都是些女孩子。没过几天，刘朝望让我去他那儿，说是他妻子给我介绍一位她班里的学生。

　　那天我去了，张大姐带来一位姑娘，给我们相互介绍。姑娘叫王慧，陕北米脂人，十八岁。张大姐是王慧的班主任。刘朝望笑着说：“认识了，还不握握手？”

　　我和王慧都拘谨地向对方伸出了手，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像这样同年轻姑娘握手，两只手刚一接触，就各自缩了回去，我浑身像触电一样。王慧也极不自在，红着脸，低着头，不说话。

　　大家坐在一起闲聊，刚才紧张的心情似乎放松了些。我偷偷地打量着王慧，中等个，身材匀称，皮肤白皙。她老低着头，看不清她的眼睛，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齐眉的刘海透着活泼，粉红的脸庞显得秀美。说真的，王慧很漂亮。我的心怦怦乱跳，暗暗感慨，我见过好几个米脂的姑娘，个个漂亮。怪不得人们说“楚有昭君，秦有貂蝉”哩!米脂这地方真是出美人呀！

　　吃过晚饭，不一会儿天就黑了。王慧说要回学院了，刘朝望夫妇给我使眼色，让我送送。我俩向刘朝望夫妇道别后走出了窑洞。在回学院的路上，我们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就到了学院门口。一路上，王慧问了我许多问题，好像挺能说的。说真的，我很喜欢王慧，站在学院的大门口我们还谈了一会儿。

　　我和王慧此后又多次见过面，每次都谈得很多，渐渐地两人都感觉有了点什么。王慧送给我一块绣花手帕，我将一支缴获的日本钢笔回赠给了她。两人商量好，谈恋爱的事一定保密，对谁也不说。

　　王慧不仅漂亮聪明，而且歌也唱得挺好。她给我唱了许多陕北民歌，并教我唱《信天游》。那高亢悠扬的曲调，至今我还能记得几句：

　　一个多月后，王慧告诉我，她父亲从米脂骑毛驴来延安看她，知道了我俩的事，还想见见我；她父亲就住在刘朝望那儿，让我去一下。我哪儿经历过这阵势，心里惶惶的不知如何是好。

　　王慧先去了。我随后去了刘朝望的窑洞。一进门，看见刘朝望夫妇和王慧正准备包饺子，一个四十多岁的庄户汉子坐在炕上，拿着一支铜锅长烟袋吧嗒吧嗒地吸着旱烟。我想这大概就是王慧的父亲了吧。

　　我十分窘迫，脸红到了脖子根，好不容易想了几句话问候老人及全家，那笨样儿把大家都逗笑了。王慧的爹问了我及家里的情况，看样子他见到我很高兴。

　　张大姐说：“哎，小秦，你别傻坐在那里，过来帮忙包饺子。馅都拌好了，你是和面、擀皮还是包饺子呀？”

　　这事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一些战友都知道这事。多少年后还有人开我玩笑：老秦哪会包饺子?他只会拉风箱。

　　秋天来了，柿子、大枣挂满了枝头，延安仍是那样平和安详，在这平静中，中央正酝酿着一次大的战略决策。

　　中民英勇抗击日本陆军主力，并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盟军和东南亚人民的抗日斗争相配合，日军的势力锐减，此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转入战略阶段，抗日军民从此踏上了胜利的坦途。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党面临的已不仅仅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是要建立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抗日战争的结束也就意味着内战随时可能发生。

　　中央决定抽调一大批干部开赴华中、华南地区，在那里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使华北、华中、华南的根据地连成一片，构筑一道“抗日堤坝”，阻拦蒋介石反人民的祸水。我成了修筑这道“堤坝”的一员，不久将要南下。

　　当时，我对中央的意图及决策并不很明了，离开鄂豫皖多年，我对那里的情况也不熟悉了，要离开延安，我还是想回太行老部队去。我正与王慧沉浸在热恋中，我无限深情地眷恋着延安。

　　上级调我随部队南下，我表示服从组织决定，并将此事告诉了刘朝望夫妇。张大姐也知道我们军人一定要服从命令，但对我和王慧的事她深感忧虑，让我好好同王慧谈谈。

　　我找到王慧，告知我将要离开延安远征南下，王慧伤心地哭了。我俩在延河边来回漫步，倾诉衷肠，谈了很久。天晚了，我将她送到刘朝望家，恳请张大姐照顾她。

　　南下支队要出发了，王慧和师范学院的同学们来送我们，她哭得像个泪人似的，让人顿生怜香惜玉之感。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难舍难分，一再叮嘱：远行征战，自己一定要保重，保持联系。

　　离别之情让我这从不轻易落泪的汉子心里酸酸的，眼睛也湿润了。我知道千里征战，前途未卜，两心虽系，可远隔万重山，在这战争年代里又如何保持联系呢？只有听天由命了。

　　这是一段久远而真挚的情感。我随南下部队远行千里，一路征战，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惦念着王慧，将那段情感默默地埋在心里。我珍惜那段真挚的友谊和情感，在回忆延安这段岁月时，我深深地祝福王慧以及她的家人安康幸福。

　　中央组织部陈云部长亲自找我谈话，并给我作了当前形势的分析：我党我军以延安为抗日的领导核心，在北起热河、察哈尔、晋西北、冀中、太行、冀南，已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对日战争已取得了巨大胜利。自1944年4月至11月，日军发动了湘豫桂战役、打通交通线之后，军一败涂地，蒋介石政府及大部军队主力现已龟缩于大西南。

　　中央认为，我们在巩固和发展华北根据地的同时，应尽快发展华中及华南地区，在那里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使晋西北、太岳、华北、华中、华南连成一线。具体说就是在河南、湖北及湖南、广东筑成一道坚固的“堤坝”，这道“堤坝”将阻隔日军向西发展，同时也要防止蒋介石逆水冲下山，这就是“抗日筑堤”。

　　我党我军为了团结全国民众抗日，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地与谈判，可是蒋介石不仅没有诚意而且还处心积虑地。如果国共谈判失败，这股逆水将会从三路由西冲来。其中一路就是从重庆、沙市向武汉，这道“堤坝”将成为阻挡逆水的堡垒。

　　陈云部长说：“同志呀，日本鬼子目前正在走下坡路，注定要走向失败。我们应该将眼光放远些，不仅要看到你们太行、华北，还要看到整个中国及全世界。修建这道‘堤坝’是中央的决策，你将是这道‘堤坝’中的一员，你还有什么要说吗？”

　　这次谈话后，我才知道党中央为实现“抗日筑堤”，选派了一大批干部，并决定由王震①、王首道、王恩茂亲率部队南征。这支部队正式授名为国民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它由三五九旅的一部分组成四个大队，还有我们调赴新四军第五师随军南下的干部组成的第五、第六大队。

　　由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第五大队，文建武、韩东山、张成台率领第六大队，两个大队通称“干部大队”。干部大队有九百多人，几乎全是旅、团级干部，全支队共有五千多人。

　　我被分在第六大队第一组。第一组有汪乃贵、熊德汝、秦懋书、丁先国、周光策、简佐国、查玉升、陈正洪、黄光等，由黄光任组长。

　　根据中央指示，南下支队营以上干部在中央党校举办了训练班，集中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敌后工作的经验。中央的许多，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都来讲课。

　　10月下旬，毛主席来中央党校作了重要讲话，对当前国内外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对南下支队的前景也作了预测，并反复指出：我们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这又是一次长征，我们将在南下沿路战斗、工作、宣传，我们要在南下中求得生存与发展。

　　毛主席引用了斯大林的话说：我们党人都是用特殊材料造成的，这就要像松树和柳树。松树有劲节，在大风暴中，它的身子从不动摇。柳树有顽强的生命力，无论在什么环境都可以随处插活。我们党人就应该有松树和柳树混合的品质。

　　1944年11月1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全支队人马在延安飞机场举行誓师阅兵仪式，五千多人列横队排开，三五九旅在大生产运动中自给自足，全体将士身着崭新的灰军装，而我们干部大队全部换上了黄呢子军服。、朱德、任弼时、贺龙等领导讲了话，勉励部队克服困难，英勇杀敌。王震带领全体南征部队向党中央庄严宣誓。

　　毛主席、朱总司令同部队队列前面的指战员一一握手道别。他们来到我们干部队前，队伍一下乱了，人人都争着同毛主席、朱总司令握手。我站在前面有幸和主席、总司令和周握手，这是我第三次和毛主席握手，也是最后一次。

　　记得当时毛主席笑着说：这一定是党校的学员们，你们这些干部就不像前面连队那样守纪律。朱总司令同我们边握手边问候，我们队中的许多人他都能叫出名字。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低声说着话，又叫王震来到身边，说道：“胡子②，干部大队怎么穿清一色的黄呢子？这不行，目标太大，他们都是党的宝贵财富，损失一个都不得了。你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部队行军三天到达清涧，停留三天后，又开往绥德。在绥德，部署了东渡黄河的行动。11月下旬，我们随部队从绥德东北部的螅蜊峪附近渡过黄河，进入晋绥根据地的吕梁地区。再往东进，拟翻越吕梁山，抵达日军占据的同蒲铁路。日军在铁路沿线及附近村庄都有重兵把守，铁路线上还有铁甲车日夜巡逻。

　　12月初，我部队主力踏上吕梁山。山上寒风凛冽，积雪深没膝盖，行进困难，人们走几步摔一跤，跌跌撞撞前进着。部队为了加快行军速度，命令轻装，许多人的随身行李都丢掉了。我的坐骑是匹骓马，因蹄掌不好，跟不上部队，我不得不将它丢在吕梁山上了。在吕梁山行进两天后，到达阎家庄，再往前就是汾河西面的晋中平原了。

　　日军在这晋中平原上部署了五道封锁线：第一道是太原至汾阳的公路；第二道是汾河；第三道是与同蒲铁路平行的另一条公路；第四道就是同蒲铁路；第五道是沿太岳山北麓各交通道口修建的大量的碉堡和据点，这也是日伪军专门对付我们一二九师太岳军区的一道封锁线。

　　第二天下午，部队分两路纵队向东南疾进。离开山区进入平原后，天已黑了。部队在行进中随时准备与遭遇的敌人战斗，并规定，要快速通过这几道封锁线，遇敌能不打则尽量不打，但整个部队已处于临战状态。接近汾河时，又遇到了困难，眼前出现了一冰滩，似乎无边无际。

　　原来，敌人为了阻隔我太行、太岳军区与延安的联络，扒开汾河西堤，放水淹没了这里的万顷良田，由于天寒，此时已冻成的冰滩。部队踏在溜滑的冰滩上，到处都是“嘎吱嘎吱”的声音，不断有人和牲口摔倒。

　　冰滩连着汾河，王震命令部队铺上沙土快速前进，越过冰滩，也就越过了汾河。过冰滩和汾河时，部队又丢失了许多行李和牲口，为了赶上部队，人们顾不上这些，上岸后直奔向前，一个多小时便看到了同蒲铁路。此时前面响起了枪炮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原来我先头部队已同敌人巡逻的铁甲车接上了火。

　　敌巡逻铁甲车向我猛烈炮击。我部队迅速反击，手榴弹在敌铁甲车四周爆炸，机枪射向敌人，封住敌人的射击孔。铁甲车抵挡不住，很快逃走了。王震指挥部队迅速通过了同蒲铁路。在通过敌第五道封锁线时，敌人摸不清我们部队的规模，躲在碉堡里拼命朝外打枪，不敢出来。

　　我部队不予理睬，穿行在各碉堡、据点之间，迅速通过第五道封锁线。这一夜从吕梁山区到太岳山区，跨汾河，过同蒲，一夜行军一百八十里。据说我们这次的疾进速度，创造了步兵史上的记录。

　　在太岳休整几天。我见到了许多我原部队的老和战友。见到陈赓旅长和王新亭政委，我高兴万分，同陈旅长有说不完的话。当陈赓知道我的马在过吕梁山区丢了时，马上告诉饲养员，将他那匹枣红马送给了我。这匹马一直跟随我抵达新四军五师，直到我到湘鄂赣军区，还在乘骑。

　　支队在太岳休整几天，我约查玉升、陈正洪去看尤太忠团长和我们的老部队。我们一行人策马扬鞭到了沁源、唐城交界的地方。

　　我们先去了三八六旅七七二团，这是由我们红九十三师改编成的七七二团。回到老部队，见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大家搂着又说又笑，真高兴呀！许多战友都说，你们回来吧，回来我们大家又在一起了。查玉升、陈正洪和我心里不是滋味，离开七七二团几年了，战友情深，没想到同志们还这样挂念我们。

　　离开七七二团，我们又去了十七团，看望我们原七七二团的营长尤太忠。我们四人，再加上阙子清，从红军时期到抗日战争，大家情同手足，亲如兄弟，因工作变动，五人都分开了，现在相见，感慨万分。尤太忠张罗着为我们备饭。

　　在艰苦的太岳山区，在这冬季，实在没有什么可招待的，尤太忠用蒸土豆蘸盐热情款待我们，真是说不完的话，扯不断的情。尤太忠深情地说：“真想你们呀!和上面说说，别南下了，留下来吧!回三八六旅，我们又能在一起呀！”

　　“我决定了，你要么同我一起装病留下，就说，今天在尤太忠那里吃坏了肚子。要么你跟支队走，可千万别出卖我。”

　　我不敢装病留下，决定跟支队南下，但发誓不说查玉升的事，只是暗暗为尤太忠叫屈，毕竟尤太忠的一笼屉土豆并没让我们拉肚子呀!

　　第二天支队出发前列队点名时，查玉升果然不在队列中，点到他时，我替他说：“拉稀，病了。”说这话时，我底气不足，心虚着呢！

　　支队继续南下，查玉升留下了，他如愿以偿地回到了老部队。战友一别再未谋面。解放后，得知他在云南任职BOB半岛。往事如烟，装病留下回老部队，那是我们两人间的秘密，我将这秘密在心里埋藏了许多年。查玉升现已去世，昔日的战友都已去了，在回忆中我道出这个秘密，已无关紧要，只是深深地怀念我们亲如兄弟的情谊BOB半岛，和那段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涯……

　　12月下旬，南下支队从沁源出发继续向南行进，过锦上、沁水、阳城、济源，进入敌伪顽区，情况复杂，我们准备南渡黄河。侦察分队报告：在孟津北岸、毛田渡上游几里的地方，发现黄河结了冰，几里路宽的河面形成一道宽阔的冰桥。先遣队已经过去了。

　　我们大部队迅速赶到河边，在冰面上洒上沙子和麦秸。我们越过冰桥，雄赳赳气昂昂地向南开进。当地老百姓都说：八路军是天兵天将，神仙都助八路。一位老者说：“我活了八十多岁，第一次见到黄河在十一月（农历）结冰，还能走这么大的队伍，真是奇了！听说自古到今，黄河这时候只冰封过两次，一次是汉朝刘秀过河，走的就是这冰道，过罢，冰就开了；再一次就是咱八路，天顺人意，八路是神兵呀！”

　　12月底，我南下支队抵达渑池附近的千秋，准备从附近越过陇海铁路。这时顽固派张荫梧部挑起事端，并对我军进行袭扰。我军耐心说明，我们是八路军，是到敌后去抗日，希望他们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停止挑衅。但这些反人民的顽固派，蛮横无理，继续向我军进攻。我军在忍无可忍情况下，奋起反击，消灭顽军一部，俘虏一百多人，并占领千秋镇。

　　接着，我们继续南下，分几路徒涉洛河，在齐腰深的河水里蹚行，冰冷的河水把我们冻得不行。再向南，进驻宜阳县西赵堡。在这里我们以仅有的一点粮食庆祝1945年新年的到来。

　　跨过陇海铁路之后，我们才知道中原的形势十分复杂，日、伪、顽军占据着各自的地盘。我们涉过伊河、汝河向豫西南挺进，一路上都遭到伪军的袭扰。

　　在鲁山附近，日军一支部队向我们开火，我前卫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予以反击，将敌人击溃。后来日军调动了七八辆坦克和装甲车，向我反扑。三大队组织力量，坚决抵抗，掩护我干部大队迅速通过，但我们干部大队还是被打散了。

　　部队打得很顽强，虽有些伤亡，但完成了掩护任务。干部大队集中后，随部队继续前进。后来得知，日军获知我军南下的消息，已在许昌、漯河，沿平汉铁路增兵集结，他们妄想利用所占据的交通线，布防堵截，将我军消灭在这一地区。

　　部队边走边打，在确山附近又同日军遭遇。日军一个中队百余人正在烧杀抢掠，我部队勇猛直前，冲入敌阵，激战不到一小时，消灭了大部分日军，并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当地老百姓从未见过八路军，得知八路军突如其来，并打了胜仗，无不欢欣鼓舞。

　　南下支队在确山附近，与新四军五师的豫南游击兵团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后，于1945年1月中旬在确山的李新店越过了平汉铁路。在陡沟，部队渡过了淮河。经信阳五里店时，又遭遇敌人。这次，我干部队也参了战，仅用短枪就将敌人消灭了。此时，有一帮湖北的盐商，带着几百挑盐，为了躲避的盐税，坚持要随我部队行进。他们尾随我军一直进入湖北境内。

　　部队翻越鸡公山，抵达湖北礼山（现大悟）的三里城。我们即将与新四军五师的接应部队会合，此时突然发现前面有日伪军一个中队，百多号人。这伙敌人妄图插在中间阻止我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会合。

　　我们南下支队与五师的接应部队取得了联系，王震亲自指挥了这次战斗，两支部队在三里城两侧运动，将敌人团团包围。战斗打响后BOB半岛，两军一齐向敌发起攻击，很快将敌人歼灭。我们同新四军五师的战友胜利会合了。

　　1945年1月27日，南下支队到达礼山（今大悟）的夏家河，受到了鄂豫边区人民和五师战友的热烈欢迎。我们冲破了日伪顽军的严重阻挠，历经了七十八天的艰苦跋涉，终于到达了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大悟山。

　　南下支队干部大队的许多干部都是当年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军战士，此次回到了老根据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真是倍感亲切，欣喜万分。

　　中原会师为南下支队继续南下，以鄂南为桥头堡，发展湘鄂赣边区，向广东挺进创造了条件，同时也鼓舞了鄂豫边区敌后的广大军民。此时我们五大队、六大队两个干部大队取消了建制，其中一部分将随南下支队继续南进，另一部分将在五师安排工作。

　　2月14日（农历正月初二），王震率领南下支队继续南进，将要跨越长江天险。新四军五师为了保证南下支队顺利渡江，遂派十四旅张体学③旅长率四十团和四十一团配合行动。

　　我奉命随这支部队向鄂南挺进，我们将在那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鄂豫边区党委、五师部队在几年前一直在鄂南、赣北、鄂皖边坚持斗争，并取得发展。

　　2月19日至24日，南下大军在黄冈(今黄州)与下巴河之间、蕲春(今蕲州)与田家镇之间，分别渡江成功，进入鄂城、大冶、阳新县境。部队继续南下，进入湘鄂赣边的大幕山地区，沿途不断遭到日伪顽军的堵截。

　　鄂南地区与湘、赣毗邻，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大幕山地区，具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天然有利条件。土地战争时期，这里曾是红军的重要的根据地之一，如能在湘鄂赣边发展，站稳脚跟，就可以把中原地区和华南地区的人民抗日力量连接起来。

　　当时，日军占领了鄂南的十一个县市，并且在粤汉铁路及几条主要公路等交通线旁修筑了大量的据点和碉堡。山区及偏远的地区大都被汉奸、土匪及顽军盘踞。这些的敌伪顽匪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鄂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月25日，南下部队行进在大冶至阳新的公路上，突然遭遇日军，三辆卡车载着几十名日军急驶而来。我军抽少量部队与敌战斗，主力部队继续前进。拦截部队给予日军迎头痛击，敌人被我击毙几名，打伤若干，拖着尸体狼狈逃了回去。

　　26日，我主力部队进驻大田畈、团林湾一带，预计日军定会报复，便在主要制高点上布置了阵地，并派出了警戒。我侦察班此时发现敌人从三溪口向大田畈扑来，即刻鸣枪报警。此时，八百名伪军、六百多日军，其中还有一队日军炮兵，凭借优势武器正对我制高点发动攻击。

　　我高地守卫部队阻击着敌军，连续打退敌三次冲锋。我军主力一部投入战斗，与敌展开厮杀，天黑时也已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敌人又调来伪军参战，向我阵地发动猛烈冲击，双方战斗激烈，延续了一段时间，后又时缓时急，战斗持胶着状。

　　王震根据前沿阵地的情况增派兵力，一鼓作气打得敌人伤亡惨重。敌人溃逃到东山上，躲进碉堡，负隅顽抗。我部队用机枪封锁枪眼，冲上前用干草洒上辣椒燃火熏呛，用煤油桶装爆破，炸开了碉堡，全歼了守敌。这一仗，共歼日伪军四百多人，缴获了大炮、轻重机枪等大批的武器和军用物资。

　　大田畈之战是南下支队南渡长江后打的第一仗。这一仗旗开得胜，部队不仅士气大振，而且，极大地鼓舞了鄂南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3月初，南下支队和五师十四旅张体学部两个团进入大幕山地区，给当时盘踞在此的顽军和日伪军及民团以沉重的打击，并组建了鄂南军分区，由汪乃贵任司令员、张体学任政委、李明任参谋长、周干民任部主任、秦懋书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在军分区会议上，周干任说：“我说秦部长，你名字中间的那个‘懋’字好多人不认识，不好记，也不好写，干脆改个名字算了。”

　　在部队这么多年来，有好多人都这么讲过。我说：“为了让大家方便，我就改吧。那叫什么呢？”张体学说：“我看改个单名，就叫‘秦忠’吧。忠于忠于党。”

　　鄂南的、军事情况异常复杂，敌伪和顽固派势力长期互相勾结，形成犬牙交错、与我方反复争夺的态势已久。此时，顽军成渠、廖义华、马钦武部等不仅不抗日，反而不断袭击我军，并疯狂地执行“进剿”我军的罪恶计划。这些顽军首领过去多是土匪恶霸，他们纠集散兵游勇、社会闲杂，拉起队伍，称霸一方，这些队伍以后被汪伪或收编。

　　在抗战中，他们打着抗日的旗号，实际上并不抗日，甚至与日军沆瀣一气，与军统特务、日伪特务相勾结，鱼肉乡里，祸害百姓，并积极，派出便衣暗杀我军政人员，武力攻击我党领导的抗日军队。

　　为了团结全体民众及其他军队一致抗日，在南进中我军曾提出，不打击曾与我联络的部队。周九如、熊彪等那些顽伪合流的武装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对我进行武装挑衅。我军实在忍无可忍，乃一一予以击溃。

　　伪和平救第一师成渠部有近两千人，控制着鄂城、咸宁一带。我军区部署拟用主力四十、四十一两个团及地方部队，以优势兵力，包围成渠的部队，将其全歼。

　　部队急行军一天，行程一百多里，在南北纵深几十里的地域，将伪军成渠驻地毛碧寺的一千多人团团包围。

　　我奉命率四十团一营奔赴咸宁以西防守警戒，准备防御顽军马钦武部的增援。马钦武的部队也有一千余人。为阻止这股敌军，我们迅速构筑工事，修建阻击阵地。战斗打响之前，我们完成了阵地布置。战士们摩拳擦掌，决心阻击这股三倍于我的敌军，以保证我军主力歼灭成渠部。

　　4月17日，张体学率四十、四十一团向毛碧寺发起进攻。拂晓时分，战斗打响，与敌军激战了整整一个上午，下午围而不攻，留下一个口子设伏。黄昏时刻，敌溃不成军，窜逃四野。我主力部队乘胜追击，将被困守在杨桥山庄的成渠的指挥部一锅端了，又消灭其二百余人。成渠本人在混战中带了百余心腹，乘隙逃走。

　　这时，我率领一营全体将士，一直坚守阵地，时刻准备阻击来援之敌，整整一个白天，战士们眼睛都睁得溜圆，准备一显身手。直到围歼成渠部的战斗结束时，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马部的千余人得知成渠部被我军包围并全歼，吓得不敢增兵救援，撇下成渠落荒而逃了。我一营将士苦苦守了一天没捞到仗打，战士们都抱怨说：主力吃肉，我们连汤都没喝上。

　　消灭了成渠部，大震了我军威风，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热情，震慑了其他的敌顽，稳定了鄂南的局势。此时，我主力部队在湖北的蒲圻、咸宁、通城、通山、崇阳，江西的修水、武宁、瑞昌及湖南的临湘一带活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南下支队改番号为“国民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并拟向平江、浏阳挺进。

　　1945年4月，我军在鄂南立稳脚跟后，经党中央批准成立了湘鄂赣边区临时党委、行政公署及军区。聂洪钧任行政公署主任、王震任军区司令员、张体学任副司令员、王首道任政委、王恩茂任副政委、朱早观任参谋长、刘型任部主任、秦忠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

　　我在湘鄂赣军区供给部工作了月余。原来我在太行一军分区做过供给工作，知道尽是些事务性的事情，总觉得干这真不如带兵打仗痛快过瘾，于是，向组织提出更换工作。组织上经研究后同意让我去带部队，到湘鄂赣军区干部教导团任政委兼，军区供给部部长职务则由谢今古同志接替。

　　4月间，南下部队主力一部从湖南返回鄂南。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同时也为了减轻鄂南地区的压力，王震率南下支队一部挺进江西的修水、武宁地区，直插顽军王陵基的后方，迫使其主力东调。

　　王首道率军区机关及其他各支队留守鄂南，发动群众，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我鄂南抗日根据地。这一带多年来一直是日伪、顽军的驻地，力量及我党地下组织遭到敌人严重的破坏。湘鄂赣边临时党委决定派出干部，发动群众，发展党员，并逐步建立抗日政权。

　　我党我军抓紧机会，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较短的时间里，在鄂南站稳了脚跟，并得到广泛的支持与同情。

　　6月间，张体学率鄂南部队在梁子湖月山岛一带消灭了军军统特务武装马钦武的主力。马钦武率残部投靠了伪湖北省保安第一旅。我鄂南西军分区的部队先后消灭了伪和平救第二师。张体学、罗通④率四十、四十一团等部，击溃伪和平第三师，为深受其害的嘉鱼、蒲圻、临湘的老百姓出了气。

　　王震率南下支队又向湖南平江、浏阳、湘阴、汨罗一带挺进，给敌顽军以沉重的打击。我教导团遵照边区党委的决定，与其他支队一起，经过几个月的转战与艰守，几进几出鄂南，先后与日伪顽军战斗百余次，毙敌俘敌三千余名，收复城镇和乡村二百多个，打出了一片天地，在整个湘鄂赣边区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并创建了湘鄂赣这块抗日根据地，在华中地区构筑了一道坚固的抗日“堤坝”。（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①王震（1908—1993），湖南浏阳县人。1927年参加，同年加入中国党。土地战争时期，任湘东独立第一师团委员、师委员，湘鄂赣军区代司令员，红六军团、红二军团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旅长兼委员，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湘鄂赣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新疆分局，新疆军区司令员兼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③张体学（1915—1973），原名张体照，河南新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党。土地战争时期，任红二十八军交通队队长，红七十五师第二十二团营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四支队指导员，鄂东独立第五大队大队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副团长、委员，第五师第十四旅委员，鄂南地委兼鄂南军分区司令员、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鄂东军区代理司令员兼独立二旅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大冶地委兼大冶军分区委员，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湖北省省长、省委代理，武汉军区委员兼湖北省军区和委员。中国党第九、十两届中央委员。

　　④罗通（1915年—2005年9月），原名罗芬兴，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田镇罗家村人。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加入中国党。土地战争时期，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连长，中央红军左路军粮秣科科长。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军分区副司令员，边区保安部秘书处长，新四军豫鄂边区独立游击支队部主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平汉）路西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第四十一团委员，湘鄂赣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委员兼第二地委。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鄂东军区参谋长、保安军区司令员，吕梁军区第九军分区副委员，江汉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五十一军副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解放军装甲兵部干部部部长，济南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秦忠(1917— 2021年3月)原名秦懋书，湖北黄安(今红安)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主义青年团。 1930年1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转为中国党党员。土地战争时期，任红四 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交通队队长。参加过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 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排长，一二九师干部轮训队教导员，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供给部 委员，新四军第五师鄂南军分区供给部部长兼委员，湘鄂赣军区供给部部长兼 委员。

　　抗战胜利后及解放战争时期，任(前)中原军区干部教导团委员，第一纵队第三旅第九团委员，鄂西北军区第三军分区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沙市纱厂、油厂、电厂总经理兼，湖北省工业厅副厅长，省公路厅，省交通厅副厅 长兼党委，省交通邮电局局长兼，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第 六届会委员和湖北省委员会专职委员。1993年离休。2021年3月14日因病在武汉辞世，享年104岁。